要么是概念先行,那存在就是概念的后果,然后存在就不是绝对存在了。要么概念是存在的后果,然后我们就从存在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SW II/3, p. 164)
黑格尔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本质和存在的同一,因为“生存(existing)不是概念或者本质的后果,它本身就是概念,就是本质” (SW II/3, p. 167)。我们不能用黑格尔的办法解决反思问题。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要知道反思(reflection)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随便一个客体,那么,在镜子中认出我们自己,就必须包含一个在先的非反思环节(a prior non-reflexive moment)。在1842-1843年的《启示哲学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里,我们能看到谢林如何远离了同一哲学的反思版本:
我们的自身意识绝不是那个经历过一切阶段的自然的意识……因为人类的意识并不等同于自然的意识……人类及其行动还远没有使世界变得可理解,人类自己就是最不可理解的东西。(SW II/3, p. 5–7)
皮平等人不断地对黑格尔进行“非形而上学”解读,让谢林和黑格尔的争论在当代有了新的意义。黑格尔坚信,所有的合法化,都是就我们对于如何接受社会合法化形式的解释而言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超世界的(extra-mundane)角度。那么,相比于晚期谢林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反对,黑格尔有多少差距呢?看上去,黑格尔和谢林的差距就在于,谢林坚持认为,对于我们面对生存的恐怖和非理性的各种方式,不能还原为哲学体系所实现的东西。通过说明否定性的理性基础,哲学体系理解否定性。在早期哲学中,谢林对艺术和无意识的关注早已暗示了晚期谢林的思考方向。对于基于真实再现的观点的形而上学模式,谢林是最早进行批评的哲学家之一。我们可以把这种批判视作海德格尔和晚期维特根斯坦以来的现代哲学的关键点之一。同时,他又和一些后来者不同。他仍然努力解释人的理性。他不认为,理性无法自我奠基,所以我们就该放弃理性,或者把理性还原为力量,就像尼采那样。谢林之所以还是当代哲学讨论的一部分,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依赖某种内在于世界的理性概念,来寻找合法化的形式,这在如今仍然是主要的挑战。总的来说,在今天的生态危机下,谢林对意识和世界的解释,特别是他坚持我们不能把自然概念限于科学方法所客观化的东西,这些思想变得越来越有持久性了。谢林仍然向我们发问:在可持续的自然生存方式中,人类知识的扩展,如何与我们对自然的控制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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